Die Gier des Marktes:Die Ohnmacht des Staates im Kampf der Weltwirtschaft

前言
西欧的大规模失业在70年代曾被人们称为丑闻，可20年后，失业已经不再使人谈而色变。人们不再因失业而上诉。对于欧洲人来说，失业已成为不容改变的正常现象。在欧洲，不管哪
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主管部长或政府因在失业问题上的失职而下野的事情。在德国1994年的大选年中，尽管有600万失业者，但任何一个参选党派都不必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做出相应的郑重承诺，以媒体为代表的选民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衡量政府是否勤政的标准不是失业率，而是经济增长的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充其量只有地方报纸的社论在谈论代议制民主，因为失业已分解为地方性失业，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这个可忽略不计的量。现在，谁提起那个在30年代曾经酿成政权灾祸的、而且在战后20年人们还记忆犹新的600万失业者，得到的回答将是不屑一顾的耸耸肩膀。这种情况与所谓的社会原子化相似。社会原子化曾以福利国家的日益衰败和赌场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为指向。虽然私人合伙与政治的社会性的形式已发生变化，但社会原子化仍然是一种没有明显迹象的现象，是一种没有信号的文化反映。大规模失业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共识，因此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起义。欧洲人的这种“自信”说明了他们的倒退，说明了他们在退向野蛮。
市场化的欧洲失业人数虽然已超过2000万，但并没有引起欧洲人的多少关注。计划班子、研究机构和行政高层数以万计的人在分析和研究，指望“遏制”失业率的增长。可是20年来人
们对失业的理解以及对失业的感觉(或者说没有感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失业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像所有因不改革而被人深深埋在心底的国家不幸一样已经没有公众了。现在它完全属于欧洲市场社会，可是还不知道这个社会是否容纳得了它。人们好歹还经常提及失业问题，但也只是提提而已。很明显，现在的欧洲也患上了20多年来美国所患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症状：一个社会如果受多数派——中间阶层及其道德支配，它就无法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鉴定。为了进行更激烈的道德说教，欧洲各国具有分析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已让位于道德激进分子，而文化外形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科学在战后的繁荣首先是以工业劳动社会发展的可靠性为基础的，而今天面对失业这一主要的结构因素沉寂无声了。7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已不再把工业社会定为它的计划和项目。这一点表明，欧洲的各民主社会本身缄默了，它们不敢承认，可也不能否认因越来越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