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作者的主要关怀是探讨在大族(规模大且力量强的血缘群 　　体)缺失的社会，何种组织力量在牵引地方社会的运转。 　　 林耀华、库铂、弗里德曼以后，“宗族组织”便成为中外 　　人类学家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基于南部中国 　　的经验，讨论了“宗族组织”形成的原因、结构与功能等诸多 　　学理性的问题。然而人类学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能 　　涵盖中国这个辽阔的充满地域差异性的国家实体。有的学者已 　　洞察到了这种差异性，他们认为在北中国地区，其社会面貌便 　　呈现出与华南地区迥然有别的另一种状态。与南方相较，北方 　　的宗族在规模上相对来说要小得多。仅有的大族在时空范围内 　　也呈零星分布，并且它外在的凝聚性符号(族产、祖坟、家 　　谱、祠堂)也不那么明显和突出，进一步地它在社区中的作用 　　也不是支配性的。 　　 在作者的田野点陕西关中地区(陕西中部)，历史学家(秦 　　晖，1993、1995)对该地区的研究已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 　　就是在历史上这里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自耕农是社会的主 　　体，相应地宗族力量在地方舞台上也不活跃。 　　 那么在大族缺失的社会里，是哪些组织力量在起作用呢？ 　　本书拟从关中“水利社会”来透视这个问题。 　　 在关中众多水利系统中，本书选择了两个富有代表性的水 　　系作为例子，即泾惠渠和清惠渠。一般把前者称为“官渠”， 　　后者称为“民渠”。不论是建设和管理，泾惠渠一直都是政府 　　组织在起主导作用。但在某些时期，其基层管理也依赖了民间 　　组织“水老会”。清惠渠的主导性组织是跨地域的水利联合组 　　织。另外，宗教组织也被深深卷入到民间的水事活动中。民间 　　娱乐组织“社火”在对地方水利管理方面也起着一些象征性的 　　作用。 　　 以关中“水利社会”作为个案，本书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两 　　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一是明确提出“人类学观察汉人乡村社会 　　的两种模式”，即“宗族乡村”模式和“非宗族乡村”模式。 　　目的是从亲属之外(beyond kinship)来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 　　的复杂性。二是对多样性的中国乡村社会，试探性地建立一个 　　解说框架，亦即本论著的主题——“组织参与的力量性与缺失 　　性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