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

山里少年 韩少功 A乡学校9月1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 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校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 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 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沉重。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 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 题：在有关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2002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 一年级新生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 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 味着“洗劫”。根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 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 ：“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当已经被学校里绑了票”。这种文明的大规模 “绑票”，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利润上交财政，成 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80年代初 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 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 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 上百倍地拿走了。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倾巢出 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而就在此时，钱哗哗流 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85％以上的利润来自教 材，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 ”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更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 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 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 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 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 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A乡的很 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 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然而螳螂捕蝉，尚 有黄雀在后。A乡教师们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这样领取的。他们奉命提高 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 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 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 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 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60多公里，路费不堪 重负，A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 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 非常惊讶。她一心想让学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把培训教材 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但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 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们大 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又拒绝透露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 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 有收到过授课邀请。 教育既然能够远离知识，当然更能远离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 次滑入困惑。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 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老李家的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 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 是百家相求的“万事通”，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个 连初一也没读完的后生，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 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惠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 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 、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 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 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 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 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 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 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P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