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当代中国美术

英雄和神不需要人们的顶礼膜拜，而是我们需要在对英雄和神的“高山仰止”中，获得心灵的推助和提升，获得幸福。 当“戏说”变成一种文化时尚的时候，当一双双商业的大手拾掇起一些零零散散的文化符号当街叫卖，并冠以弘扬民族精神的时候，缺失敬畏之心已然成了社会的重症。此时此刻，我将近二十五年时间里散见于书刊报章的关于美术的文章结集成篇，既需要耐心，又需要勇气。不知道读者将来会怎么样看待它，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那就是：我对那些艰辛的、智慧的、踏踏实实劳动的人们的敬意是真诚的，文明薪火之承传正是从他们的传递中延伸开来。 我对传统和精英文化心存敬畏。 记忆中第一次读到的画是一张勃鲁盖尔的{鞋童》。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巢湖之滨的一个破旧的农村草屋里所能找到的一本英文版的旧杂志上看到的一幅插图。画面上是一位在午后的阳光下倦怠的、然而却幸福地倚在墙角休息的鞋童。画面色彩极为饱满，鞋童的额头、脸上以及敦肥的握着钉鞋榔头的小手都刻画得令人感动，那无忧无虑的童真、劳动者的幸福仿佛都要从画面上溢出来。在这之前，我只能从雨果的《悲惨世界》、杰克·伦敦的《伦敦的东区》、柯勒惠支的版画《卖血》(sding blood)之中了解到资本主义的黑暗以及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可这张画使我获得完全崭然如新的认知，淡忘了概念政治的束缚。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的热爱是源于文学，是通过那些晶评和介绍绘画的文字开始走进绘画的。比如齐白石，我是先知道“蛙声十里出山泉”这样的艺坛掌故，才开始认认真真阅读齐白石的虾、蟹、花卉、山水、人物。这样的开始确定了我和美术之间的宿命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肩负的使命。 说到我和美术真正的结缘，又不能不提到范曾。那是1980年的春天，他和张汀从香港刚刚办完画展回来，应邀赴安徽为创作“庐州行”画展做准备。当时他正值盛壮之年，谈吐风雅，意气飘然。他有超出常人的写实能力，我不止一次地看着他在宣纸上放笔直取，须臾间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古代人物形象。在对人写生中他也是毫不犹豫，笔走中锋，如灯取影，精妙准确之极。我们谈历史、文学、诗歌，我们讲季札挂剑、伯牙奏琴以及许许多多历史上那些睿智的人文掌故，契趣倾谈，何等快意。从范曾和他的绘画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怀抱冲虚的超现实魅力。此后，我又有缘拜识刘海粟、黄胄、王朝闻、亚明、吴冠中、程十发等当代画坛呼风 唤雨的人物。他们虽然风格各异，或大气磅礴、或朴实无华、或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