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副标题:无

作   者:娄林

分类号:

ISBN:97875080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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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期,论题为“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论题”栏目以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施米特等人关于地缘政治的论文为主,勾勒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地区再到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图景。其中,美国学者坦布斯《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一文发表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前(2002年),由此可见美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旧文新刊”栏目收入拉铁摩尔的文章《美国与亚洲》(1943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亚洲战略的延续性,同时理解我们自身的地缘战略意义。“评论”栏目《〈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一文探究作者著书意图,点出发生在美国的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之争与我们的关联。


目录



目 录

论题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刘小枫 策划)

2 拉采尔之前的政治地理学及其晚近发展……………奥伯胡默尔

39 为了新世纪的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图南德

63 《地理与世界强权》德译本导言………………………豪斯霍弗

71 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 豪斯霍弗

83 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施米特

158 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坦布斯

古典作品研究

182 《曼陀罗》中的卢克蕾佳………………………………赖特

思想史发微

212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思想的继受………彭卫民

旧文新刊

236 美国与亚洲………………………………………………拉铁摩尔

评论

270 评西塞罗新译两种……………………………………弗里德兰德

280 《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贺晴川


【书摘与插画】

书 摘

《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

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撰

史敏岳译

[中译编者按]本文为德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为英国政治地理学家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1870—1953)《地理与世界霸权》所写的德文版(1925,译者是豪斯霍弗夫人)导言。无须特别提醒读者,1925年正是德国因*次欧洲大战的结局而动荡不安的年代,用豪斯霍弗自己的话说,是“祖国处于危难时刻”。

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与德国读者见面了。尽管地缘政治学一词在整本书中未曾出现过一次,但本书作为对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介绍,至今在德国文献中仍付阙如。实际上,今天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包括瑞典人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关于“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的重要研究(他在其中论证了扩大完善地缘政治学的要求),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作为一种概论,本书给读者提供的知识已经众所周知。由此,本书也为从政治地理学向地缘政治学的过渡奠定了一个必要和可嘉的开端。

出于高端入门读物的引介使命,加之作者不仅是称职的教师,还是天生的教育艺术家,本书具备很高的教学价值和超常的归纳整理能力。出版社认为,正是由于这两种特质,本书足以成为其所代表的这片新科学领域的基石。当然,细心的读者以及译者和出版人都不难发现,本书的一些不足也与此相关。这种风格壮阔的湿壁画,在表现上很容易误入粗糙泛化的歧途,遗漏微妙的色彩层次。此外,本书*部分对我们古代历史的理解,着重依据传统的地中海中心史观,(尤其是为了在中学普及使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史与地中海盆地的历史混为一谈。这种必然性决定了本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片面,比如,本书认为东南亚的文化发展微不足道,而且完全无视阿拉伯人和非洲之间长达数百年的交流。

还有一种观点仍旧不乏争议,这种观点似乎实际上更加唯物主义,似有陷入一种过度唯物论和宿命论的态度之嫌,就连作者本人也感到必须反对。但在试图从整体上正确评价这种观点之前,作为德国人,我们必须承认本书的一个优点,这也是我们*终决定翻译本书的关键因素:无论本书多么强烈地代表了“幸哉占有者”(beati possidentes)的盎格鲁-撒克逊本位立场,尤其“世界的本貌”一章,我们依然可以将其奉献给德国读者,而不至于失去自尊。很遗憾,在面对许多英文地缘政治学著作时,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比如,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的某些著作,充斥着仇视德国的粗暴而不公正的态度,因此绝不可能译成德文,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少数中欧人可以从这些著作中学到许多,那是因为这些人能够远离这些敌意精神工具的原定用途,不会因此而造成自身历史正义感(geschichtliches Rechtsbewutsein)的混乱以及民族和国家的损失。

然而,德国读者阅读本书,必须永远抱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必须保持精神的独立,行文离我们自身的时代越近,作者的客观性因其民族参与历史事件而受到的考验越严峻,就越要如此。作者对德国一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公正:他体谅我们所在中心位置的难处,从地理条件出发解释我们永恒的分裂状态,再三强调强势政府(starke Regierung)的必要性:

欧洲半岛的这片中央区域没有清晰先定的核心,四周围绕着历史上一切重要民族,本身也存在各种显著的差异和独特性,各处都是世界观不同的人们。外部刺激的影响来自四面八方,对它的每个单位产生不同的作用,而德意志就开放地面对着这些刺激。只有在政府强大的时候,德意志才曾经是一个统一体……

关于现在的德国,作者说,

[它是一个]现代国家,占据着欧洲的中心位置,只要受到强有力的统治,它就会享有这个中心位置的优势!

这一章的结尾形式简约,表达了一种认可:

为了战胜德意志民族的才干,人们用去了几乎全世界的合力。即使斗争就像现在这样结束了,也丝毫没有改变德国的地理位置和它民族的特质。

这里奏响的我们听来充满希望的音符又在另一处响起: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甚至中国都属于在大陆中央国和众多海洋边缘强国之间来回拖曳的生命形式所构成的地带。欧洲中部没有组织,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小团体,在本质上属于缓冲地带,可是一旦组织起来,强大起来,它就会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由于和海洋相接,并由此受到走向大洋的诱惑,德国是海上强国之一,而它处于这个广大中央区域的西侧和人口*稠密的边缘,无论如何,它的位置已将其先定为一个潜在的中心,可由此出发将该中央区域组织起来。([译按]比较胡坚中译本页297)

面对作者自己承认的这种可能性,这位英国人在平静客观地论述不列颠世界帝国的发展时,还坦陈英国的颠覆政策在欧洲的所有战争中产生了何等灾难性的作用,英国为自身的利益而“煽动”(angefacht)了这些战争。相反,在阅读作者对获得殖民地和统治区的描写时,我们应该谨慎;对印度本土各国的吞并,绝不像这里所描写的那样无害:

自从这段时间以来,虽然印度国家的有些部分因为恶政或缺乏直系继承人而让渡给了英国统治,但不列颠权力的扩张已经不再通过武力。

尽管如此,促成和加快这种“让渡”的方法,仍然是使用各种权力手段!在论述两次布尔战争之后兼并南美洲的几句话当中,我们也完全读不到关于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和其他*手段的内容,而在行文的不同之处,这个因为占据空间而沾沾自喜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透露出了典型的自满,他认为,世界的分割理应有利于他们,而且应该保持现状。

贯穿本书的还有另外两个性质更普遍的基本取向需要阐明。*个基本取向是以实际利益为目的,这种导向有时直接表达在文中,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但却很强烈。在目的明确地贯彻这一导向时,书中甚至偶尔还出现史实不确的错误。比如,费氏声称,在克劳狄乌斯之前不存在道路工程。为了突出罗马文化是进步的更高阶的文化,作者无视波斯和中国有过历史远比罗马悠久的出色的帝国道路的事实。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种狭隘,以免人们也如此看待我们。不过,作者本身在引言中也已经承认了这种片面性,他坦率地宣称,自己在论述中有意识地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和宗教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不考虑一切宗教问题……那么就可以说,物质的历史在广义上就是人类控制力不断增强的历史。

这是一种刻意的狭隘,而且必须如此;在文中另一处,他也承认,对历史的理解还有另一层面,虽在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也许是更高的维度。

生命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而引导力量的那个存在比力量本身意义更加崇高。

由此,作者承认精神相对于自然事件的权利,但这种认可需要我们从本书的言外之意去探寻,不可拘泥于词句。

我们*不能忘记,地缘政治学的考察方式必须有英雄崇拜(Heldenverehrung)作为补充,必须兼顾人类英雄的一面,如果它从人类所处的环境出发去解释人类,就只能从地理决定的原因中得出人类发展问题的四分之一,完全忽略了必须从人类及其种族(Rasse)的内心、道德意志、对环境有意识而迫切的对抗出发,去解释其余四分之三。有了这样一种观念,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宿命论。在我们看来,囿于技术思维的现代人过于自满,他们的这种状态会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他们到处看见*的进步,而在我们眼里,这些至多是肤浅的文明传播或促成进步的技术前提而已。但要争取和实现进步,我们不得不借助“受节制的力量”。

与此相关的还有对美国文明的高估。如果我们看到美国人到底如何处置他们更大的自由,就无法理解“那里的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是为了做值得的事情”。对一个“将众多古老思想弃如敝屣”的民族,我们抱有怀疑,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承认,如今在北美安营扎寨的这个文明“可以和欧洲文明一较高下”。而且,在优雅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和音乐等领域,美国是否具有更大创造力还有待考验。

对于我们所掌握的力量,要想不受到它强大的机械性压迫,*要义就是要知晓遵循道德目标而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我们认为,只有符合伦理的运用,才会生发出我们真正愿意承认的进步和更高的发展。

第二个基本取向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精神守成。正是由于照顾了普通中学的智识水平,这部地缘政治学导论让古典语文学的史观发挥了广泛影响。相对于本书,拉采尔的学生赫尔默特(Hans Ferdinand Helmolt,1865—1929)凭其《世界史》(Weltgeschichte),早已给出一个对当今整体世界观而言在地理上更加正确的史观,但也并未克服古老的地中海中心论。只消看看费氏如何满怀崇敬地从以往世纪所公认的地理关联中突出耶路撒冷的地位,就可见相对于地中海盆地,这里暴露出一种对南亚和东亚及其文化圈(Kulturkreis)的低估。但在这个文化圈中,一方面是保护性的高地和荒漠带,另一方面是海洋文化(ozeanische Kultur)更加盛行的南亚地中海(austral-asiatisches Mittelmeer),它们在更大的空间中为文化进步(Kulturfortschritt)创造了条件。而\[在本书中\]这些条件却被说成仿佛唯独为了我们那浪漫的地中海而存在。

当然,作者在后文的一处转折点上写道:

亚洲野蛮人的侵袭……拓展了我们的世界观……他们用暴力把世界比地中海周边地区更大的观念教给了西方各民族。

直到这句话,更大的欧亚空间(eurasiatische Raumauffassung)概念才横空出世;我们有理由怀疑,作者究竟是为了基本的教育目的,才一直在用精巧的教学艺术,牵着地中海教育影响的襻带,把那些由西方文化圈(westlicher Kulturkreis)中心出发而形成自身视界的欧洲人引向这种扩大了的视野,还是他本人也多少立足于地中海或大英帝国观念的魔力之下。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诸多大美之中的小瑕疵,仅仅表明这部著作中隐藏着何等丰富的地缘政治学教育价值,以及何等鲜活的启发力,既触发认同又不时引起反驳。作为地缘政治学考察方法的导论,本书为自学和教学提供了一目了然的引导和难能可贵的具体指示。尽管此书的行文看似不容置疑,却是一部我们必须和应该不断对其发表观点的著作,一部我们至今没有的一流教科书;一部只有将不言自明的目的性和简化外物的、健全的人类理性(为了避免“常识”一词)融为一体才能写成的典型英式作品。这种融合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缘政治实践中已经司空见惯,而德国人,包括瑞典人,在这些问题上很容易变得沉重,罗曼人对它的理解又过于拘泥形式。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时代至今*成功的帝国缔造者。一家把维护地缘政治学视为己任的德国出版社为此而从他们的实践中引进这门学科的基础手册,可谓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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