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我与苇岸，说不上很深的交情，而且往来几年，全在纸片上。最先是因为一平的书稿，他充当联络人。说到关系，他还曾在一篇关于散文期刊的短评中，带及我与友人合编的《散文与人》，再就是一些零星的翻译事宜。此外，通过几回电话，我从此记住了一个风琴般浑厚的略显克制的男中音。最后一次通话，那传来的声音依旧平静，开始便说让他感到遗憾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答应要给一位我熟识的友人写评论，结果没写成，为此并要我代致歉意；另一件，是他手头有一个东西未及完稿。接着，才告诉我他得了肝病，次日就得住院，说是来日无多了，于是向我告别。这种诚意与笃定，使我长久地陷于无言。大约过了半年，北京便有消息说，苇岸不在人世了。
他在这个他并不满意却又热情爱恋着的喧嚣的世界上生活，总共不足四十个年头。
这是一颗充实的种子，但我怀疑他一直在阴郁里生长，虽然内心布着阳光。当他默默吐出第一支花萼，直至凋谢，都未曾弓l起人们的足够的关注。他的书，连同他一样是寂寞的。
蒙他见赠，《大地上的事情》在我的书架上蒙尘已久，一直未及翻阅。只是到了他去世前夕，我才打开它，来到他那旷阔的、安静的、经由他细细抚摩过的世界。这时，我沉痛地感受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为的作家。
说苇岸是一位作家，首先因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是通过语言的独木桥走向文学的。至于文人无文，惟靠官职和手段谋取文名者就更不用说了。是爱培养了他的美感，所以，语言的使用在他那里才变得那么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所以，他不像先锋主义者那样变化多端，而让自己的文体形式保持了一种近于古典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他，写作是人格的实践活动，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历史原点。这样的作家，注定要留在趋鹜新潮的批评家的视野之外，他不可能成为显赫的王子。
在苇岸的散文中，我们发现，关于具体的人事，他写得十分少，简直吝啬。而且这些文字，大体上是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的，完全出于情感的支配，仅是一个海子就有数篇之多。但是，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他乃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这里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也许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类也太傲慢了。他的散文不是中世纪田园诗式的，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