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内容简介本书以“互见”为中心，探讨这一源自于史学的书写意识，如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欧阳修运用于集部散文的写作当中，更由于苏轼、司马光等人之仿效，成为连结经注、史学与文集，以留存历史记忆，引导价值判断的重要方式。本书还以苏轼《方山子传》为例，说明宋人史学意识发达，史笔无所不在，本与史学关系密切的集部“传”，不再以“补史之阙”或以备史官採择为唯一书写目的，出现了游走于虚实之间的“託传”。本书旨在以中国“抒情传统”、西方叙事理论为参照系统，说明中国历史叙事的特质，及其与宋代散文之关系。
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用晦”与“读者重建”：试论中国历史叙事的两项特质
第三节 “互见”书法与散文历史叙事
第二章 史学视野下的集部“私传”书写：试论欧阳修<桑悍传>的文史意义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以“捕盗”为叙事主轴的人物传记
第三节 不完整的当代人物“传”
第四节 史学意识与文史“互见”
第五节 结论
第三章 史家意识与碑志书写
——以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所书吕、范事及其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互见”：置於当代文献脉络中的书写意识
第三节 欧《碑》、富《志》有关吕、范争议记事之异同
第四节 “大节”：价值判定与叙事安排
第五节 结论
第四章 “互见”与“文约事丰”：以欧阳修碑志中“范仲淹贬饶州”及“庆历党议”之叙事为例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范仲淹贬饶州：事件之“主题(主词)化”
第三节 “重出”与“不书”：程琳《墓志铭》《神道碑》与蔡襄《墓志铭》阅於“范仲淹贬饶州”事的书写
第四节 “庆历党议”的多重叙事：历史复杂面貌以及个人立场的表述
第五节 结论
第五章 “互见”与宋人的文、史建构
——从苏轼么论商鞅》谈起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论商鞅》：同时批判“商鞅之学”与“桑弘羊之术”
第三节 《论商鞅》与《司马温公行状》之“互见”及其意义
第四节 “互见”与司马光的历史建构：以“常衮辞禄”为例
第五节 余论：“互见”思考下的宋代散文研究议题构想
第六章 传中变调：重读苏轼《方山子传》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方山子”不等於“陈糙”
第三节 亦侠亦隐的人物性格及其象徵意义
第四节 岐路徘徊：叙事结构下的抒情底蕴
第五节 中国叙事传统与《方山子传》
第六节 结论
第七章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後记
序二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用晦”与“读者重建”：试论中国历史叙事的两项特质
第三节 “互见”书法与散文历史叙事
第二章 史学视野下的集部“私传”书写：试论欧阳修<桑悍传>的文史意义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以“捕盗”为叙事主轴的人物传记
第三节 不完整的当代人物“传”
第四节 史学意识与文史“互见”
第五节 结论
第三章 史家意识与碑志书写
——以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所书吕、范事及其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互见”：置於当代文献脉络中的书写意识
第三节 欧《碑》、富《志》有关吕、范争议记事之异同
第四节 “大节”：价值判定与叙事安排
第五节 结论
第四章 “互见”与“文约事丰”：以欧阳修碑志中“范仲淹贬饶州”及“庆历党议”之叙事为例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范仲淹贬饶州：事件之“主题(主词)化”
第三节 “重出”与“不书”：程琳《墓志铭》《神道碑》与蔡襄《墓志铭》阅於“范仲淹贬饶州”事的书写
第四节 “庆历党议”的多重叙事：历史复杂面貌以及个人立场的表述
第五节 结论
第五章 “互见”与宋人的文、史建构
——从苏轼么论商鞅》谈起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论商鞅》：同时批判“商鞅之学”与“桑弘羊之术”
第三节 《论商鞅》与《司马温公行状》之“互见”及其意义
第四节 “互见”与司马光的历史建构：以“常衮辞禄”为例
第五节 余论：“互见”思考下的宋代散文研究议题构想
第六章 传中变调：重读苏轼《方山子传》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方山子”不等於“陈糙”
第三节 亦侠亦隐的人物性格及其象徵意义
第四节 岐路徘徊：叙事结构下的抒情底蕴
第五节 中国叙事传统与《方山子传》
第六节 结论
第七章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後记
历史叙事与宋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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