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思想世界

修订版序

导论　启蒙在中国

一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与现代性

二　边缘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

三　危机中的中国启蒙运动

四　现代性诸神之争

*章　人的觉醒：个人主义的兴起

一　个人主义与启蒙精神

二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三　尼采式的贵族个人主义

四　胡适与易卜生主义

五　青年*与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

六　中国式个人主义：在个体与社群之间

结　语

第二章　《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

一　新文化运动与法国自由主义

二　早期《新青年》的盎格鲁自由主义传统

三　两种自由主义传统的歧异

四　从洛克传统到卢梭传统

第三章　商业社会的新经济伦理

一　商业社会与谋利式个人主义

二　义利之辨的价值重估

三　新经济伦理与富强之道

四　财富观的传统取向

五　非物质主义的伦理观

六　现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之曲折

第四章　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

一　儒学中的宗法伦理与德性价值

二　反传统主义的兴起

三　颠覆宗法礼教的伦理革命

四　启蒙知识分子与儒家德性传统

五　在市民伦理与君子理想之间

第五章　胡适与“三不朽”信仰

一　青年胡适的人生信仰

二　从三不朽论到社会不朽论

三　中国人文宗教的现代转型

四　启蒙知识分子与人文宗教传统

第六章　反礼教与尊仁学：陈独秀与梁漱溟的孔教观

一　 儒学之“仁”与“礼”

二　反礼教：陈独秀对制度儒学的批判

三　尊仁学：梁漱溟的新心性儒学

四　礼教与仁学：陈、梁反孔与尊孔的对话

第七章　西方的幻灭：陈独秀与现代性典范的转换

一　民族主义与抵抗的启蒙主义

二　西方两面神：文明与强权

三　协约国神话：“公理战胜强权”

四　西方的幻灭与现代性典范的转换

第八章　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眼中的五四运动

一　陈独秀：国民运动之开端

二　胡适：个人与国家

三　梁漱溟：爱国公义与法律秩序

结语

第九章　启蒙者与爱国者：在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

一　个人与国家：公民民族主义

二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三　救亡中的启蒙

第十章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一　自由主义

二　从立宪到革命

三　拥抱俄罗斯革命

四　民粹主义情结

五　中国*个马克思主义者

六　平民主义：民粹民主主义理想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与社会革命：问题与主义论战

一　问题与主义论战

二　再造文明与社会革命

三　启蒙与革命的对话

四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难

第十二章　从卢梭到马克思：陈独秀民主观念的演变

一　人权与民主

二　民治主义：经济平等与人民自治

三　从民治主义到劳农专政

四　在宪政与民主之间

第十三章　杜威与五四新自由主义

一　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转向

二　杜威的新自由主义

三　杜威与五四自由主义的演变

四　“古典”时代的中国新自由主义

第十四章　罗素的中国社会主义方案

一　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二　罗素的布尔什维克观

三　罗素的“中国自由之路”：国家社会主义

四　罗素难题：自由民主与国家社会主义

第十五章　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

一　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二　张东荪：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三　张君劢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滥殇

第十六章　“睡美人”与“睡狮”：在文明和富强之间

一　“睡美人”：胡适的中国文明之梦

二　梁启超：文明优于富强

三　罗素对中国文明的希望

四　文明与富强

第十七章　科学主义与人文宗教：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一　现代性的意义困境

二　意义危机中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三　丁文江：非神学的宗教信仰

四　吴稚晖：自然主义的宇宙—人生观

五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

六　陈独秀：唯物史观的新信仰

七　新文化人的新人文宗教

第十八章　关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之再思

一　关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

二　对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几种解释

三　激进化：对西方冲击的“梯度式反应”

四　刚与柔的辩证法

五　启蒙与革命：大陆国家转型之命运

第十九章　未完成的启蒙

一　 启蒙在中国

二　启蒙时代的思想转型与意识形态嬗替

三　启蒙与革命

四　公民与启蒙理想

“五四”运动距今已一百年。百年中国，国运沧桑，思想巨变。从“革命世纪”到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贫弱屈辱的东亚文明古国崛起而为新兴世界大国。从五四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经历了从“打孔家店”到孔夫子热、从变革传统到寻找认同的曲折思想过程。百年回眸，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宏观视域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在二十一世纪正愈来愈彰显其走向现代之思想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

英国国际政治学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 和乔治-罗森（George Lowson） 在《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中指出，发轫于欧洲而后波及世界各地的现代性发展，以工业化、理性化国家建构和进步论意识形态为主要推动力，在十九世纪掀起波澜壮阔的全球转型，从而奠定和造就了发展至今的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从现代化“全球转型”的视域看，中国现代化是“全球转型”的现代性扩张进程的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被英国炮舰叩开国门，从此被卷入全球转型的大潮。晚清现代化运动之由“器物”而“制度”而“观念”的演进，正是对全球转型之“工业化”“理性化国家建构”“进步论意识形态”三大挑战的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由进步论意识形态推动的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思想革命。陈独秀等五四先贤以进化论的进步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正是顺应了“全球转型”的世界历史趋势。五四启蒙哲人之“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激进思维模式虽失之简单化，但其却表征着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思想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

五四处于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代。西汉以降，中国文化一直笼罩于“轴心时代”的儒学传统之中。晚清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一场走出古典“轴心时代”的现代轴心革命，五四时代拥抱西方现代性而批判儒教传统的思想革命，表征着中国文化迈向现代之震古烁今的重大精神突破。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骨干，是由中华农业文明孕育的古典文化。诚如现代新儒家之父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其本质是由“农业之系统”而“商业之系统”的变迁（黄仁宇语）。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正是由农业社会而工商社会转型的精神表征。启蒙者的反叛传统，其主张之激进、*、决绝，预示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曲折。

新儒家哲学家贺麟对新文化运动之批判传统的思想革命予以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契机，并盛赞其之于儒学开新的重大意义：“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在贺麟看来，“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为古老的儒学提供了一个去芜存精、推陈出新的现代转型的契机。

五四是先秦以后中国文化又一个群星璀璨的“百家争鸣”时代，民国初年帝制崩解、社会转型、礼崩乐坏、时局离乱的形势，成为思想自由和思想创造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基础。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五四启蒙运动，是“全球转型”之“中国故事”的华彩篇章，它预示着古老中国文化“旧邦新命”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