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笔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悠久的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如果笔者们反其道而行之，先描述最佳家庭，然后延伸到考察大社会，又将有何所得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效地回应关怀理论经常受到的一种批评：关怀理论是“家庭”层面的一种精致理论，但是对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并无裨益。 　　本书开篇即描述关怀理论。前三章对关怀进行现象学的分析，阐明关怀理论可能如何防止某些伤害，满足某些需要，这一点已证实是其他理论视角难以企及的。虽然关怀伦理对男性和女性均可产生指导作用，但是笔者集中研究关怀与女性体验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自然关怀”的发生早于并优先于“伦理关怀”。“自然关怀”是一种无需伦理努力激发的关怀形式，虽然回应需要也要求付出相当多的身心能量。笔者们召唤伦理关怀是为了确立或重建自然关怀。由于每一次关怀经历中都至少涉及两个方面，而且双方都积极促成这种关怀关系，所以即使是最有用的理论描述也可能会因情境而异、因人而异。然而，由此衍生的理论可用于指导社会政策的制定。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另一种社会理论或政治理论呢？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笔者们下一步的论证就转向对当代重要理论的讨论。这些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变体对社会思想的贡献极大。笔者绝对无意将这些理论全盘否定。笔者只是试图准确地分析这些理论存在哪些需要改进之处，并且阐明关怀理论可以弥补哪些具体的缺陷。 　　 该讨论的一个要点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比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这方面做了特别有益的工作。他提出一个睿智的建议，即笔者们应该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并非人类所有的重要价值都可以在_一个特定的社群中同时实现。伯林认为，为了实现某种价值，笔者们必须牺牲少许另一种价值，笔者们至少应该坦率地承认笔者们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尽管经典自由主义担心家长式作风，但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必须时常干预成人的生活，以防止他们自笔者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