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李淑贤这一辈子73年真是太不容易，从小过早地失去母爱和父爱，在继母的白眼下讨生活，又被过早地抛向社会，随即便是非常不幸的旧婚姻经历，而怀胎三月的孩子流产更让她悲哀。直到新社会的阳光照耀到她苦难的身体上，才有机会去学一点求生存的本领，逐步走向可以独立的生活。
李淑贤37岁时遇到了溥仪，本来可以就此走向轻松愉快的生活，得到自己应有的婚姻和家庭归宿，然而，属于她的幸福几乎是转瞬即逝。婚后3个月她突然从护士那里得知溥仪有生理缺欠，当时真如五雷轰顶。不过，亲人的抚爱使她平静下来，并给了她3年甜蜜的婚姻生活。接着，癌症袭来了，“文革”的浪潮又席卷而至，连国家配给的沙发、软床和书架等日用家具都被拉走了。“肾癌”不久便夺去了丈夫的生命，她又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
李淑贤42岁时又成了“溥仪遗孀”，她必须独立面对生活、面对社会，住在一间厕所改建的小房里，靠溥仪留下的几千元稿费，掰开手指算计着打发只出不进的岁月。当她绝望之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没有忘记她，一条批示给了她生活的出路，使她得以生存下来。直到改革开放的一天，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安排自己简朴的生活了。
然而，自肋年代初期，李淑贤又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自己申辩”。国内著名人士沈醉在香港的报上说她“常常因为夫妻生活问题跟溥仪吵闹”，甚至“持刀宰溥仪”。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写书在世界各地出版，说“李淑贤继续做护士，但她发现照顾溥仪简直让人发疯”，书中还转述李文达的话，说“溥仪对李淑贤，比她对溥仪更和善”，又根据“各方面的材料”，说李淑贤“似乎十分泼辣，但溥仪平静地忍受了他新的不幸”。令人遗憾的是也常有个别人散布“李淑贤真没有良心，舍不得给溥仪用好药”一类无根的流言……
攻击、诬蔑之辞纷至沓来，问题却远不止此，敢于动手动脚实际操作的人也冒出来了，先有“街坊孩子”，假冒李淑贤名义向党报诬告并得逞于一时，竟能剥夺掉她与人合作出版回忆丈夫生平著作的民主权利。李文达则公开向社会宣布，要把溥仪的著作版权划出一半归在自己名下，而出版过《我的前半生》的两家出版社，又公然把应该由李淑贤继承的著作权，未经同意就向意大利导演转让了电影改编权。
李淑贤没有被骂倒，也没有被搞阴谋的人暗算掉，她珍视自己的名誉，看重自己的权益，她善于利用长期独身生活所历练出来的勇气和策略，依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