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侠仗义说墨家

墨子书中，无片简只言涉及“侠”字，却无处不鼓荡着侠的精神，涌现着侠的风云。墨家书中连篇累牍论说义事，倒真是实实在在的义薄云天。 司马迁第一个为任侠(即游侠)作传。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司马迁祖述之，遂成经典用语。后世竟有人以为侠即墨者，其实不甚科学。严格说来，儒侠的提法应在墨侠之先。 以为侠出于墨者，常引用《墨子·经上》的说法：“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的解说是：“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由此可知，《经上》与《经说上》有些不同。《经上》完全看不出为侠的意思，而《经说上》则已经相当明显了。毕沅注《经上》“任”为任侠，未必得墨子本意。鲁阳以为，倒是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比较正确的诠释。墨家“自苦为极”(庄子语)，“为役夫之道”(苟子语)，亦即“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即“益所为”。泛爱利而非私斗，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墨家的恢宏与大气，大于也高于秦汉而下的游侠，因此，人说墨家是侠的老祖宗，亦无甚不妥。 今人正义的理念，也源于墨子。墨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叫做“义者，正也”。正与政通，所以墨子书中也说：“义者，政也。”墨家主张兼爱，“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在墨家理论体系中，又有兼君、兼士之目。墨子主张，义果自天出，天欲义而恶不义，作为兼君、兼士，一言一行，就是顺天之意，“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后来，不是经常有人高揭替天行道的旗帜吗？“替天行道”正是墨家“顺天之意”的同义语。 与儒家不同，儒家“义然后取”，是利己的；墨家主张“义，利也”，则是利他的。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是儒家的思维方式，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则是墨家的传统。墨家主张，仁，体爱也；义，利也。所以，仁义就是爱利，二者都是付出。但仁义有内外，仁是内在的，义是表现于外的。《孟子》有《告子章》，批评告子的仁内也，义外也，其实批的是墨家。墨子书中有“告子胜为仁”的提法，语焉不详，参《孟子·告子章》，可窥知告子在仁义内外的关系上与墨子是一致的，这才成就了中国哲学内圣外王精神。 管见所及，墨子是第一个强调仁义内外之学的人，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可轻忽。比如韩非子《解老》：“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就显示着墨家的影子。宋代俞琰说：“德内也，乐外也”，黄伦说：“德内外，刑外也”，黄仲元说：“德内也，威仪言语外也”，甚至范仲淹的“德内也，位外也”，无一不显示着墨家的影?。 墨不言侠，不影响其成为侠之大者。墨子书中通篇言义的确是义薄云天。以行侠仗义说墨家命篇，此亦从众也。一孔之见，容有未当，望方家不吝赐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