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 “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 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 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 客店①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 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 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 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 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 ——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 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 看不见。” “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 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 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 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 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 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的田地。他的父 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 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 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 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 （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 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 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 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 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 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 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 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 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 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 后记： 代跋 树基： 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 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 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 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 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 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 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 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 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 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 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 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 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 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 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 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 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 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 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 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 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 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 我一个人失约了。 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 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 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 挥手。 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 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 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 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 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 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 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 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 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 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 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 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 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 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 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 《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 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 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 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 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 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 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 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 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 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 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 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 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 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 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 《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 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 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 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 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 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 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 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 中篇①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 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 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 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 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 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 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 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 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 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 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 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 巴金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