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述闻（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平装·繁体横排·全3册）

上　册
整理说明
经义述闻序
经义述闻弟一
周易上五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二
周易下五十二条
经义述闻弟三
尚书上五十五条
经义述闻弟四
尚书下五十条
经义述闻弟五
毛诗上五十一条
经义述闻弟六
毛诗中五十五条
经义述闻弟七
毛诗下四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八
周官上五十条
经义述闻弟九
周官下四十六条
经义述闻弟十
仪礼七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十一
大戴礼记上八十五条
中　册
经义述闻弟十二
大戴礼记中七十六条
经义述闻弟十三
大戴礼记下六十条
经义述闻弟十四
礼记上六十八条
经义述闻弟十五
礼记中七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十六
礼记下六十条
经义述闻弟十七
春秋左传上七十条
经义述闻弟十八
春秋左传中七十六条
经义述闻弟十九
春秋左传下七十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
国语上七十三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一
国语下九十八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二
春秋名字解诂上一百五十五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三
春秋名字解诂下一百三十五条
下　册
经义述闻弟二十四
春秋公羊传五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五
春秋谷梁传六十一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六
尔雅上六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七
尔雅中九十四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八
尔雅下六十条
经义述闻弟二十九
太岁考上八条
经义述闻弟三十
太岁考下二十条
经义述闻弟三十一
通说上四十一条
经义述闻弟三十二
通说下十二条
词条音序索引
词条笔画索引
后　记

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虽由王引之署名，实乃王引之与其父王念孙合作完成的重要学术著作，被称为《高邮王氏四种》之一。

《经义述闻》是中国小学史、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自问世起，便受到学人的高度评价。梁启超曾指出：“怀祖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凡诸古书文义诘者，皆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经义述闻》，训诂之学，至是圆满矣。”（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经义述闻》主要反映的是王氏父子在经学、小学和校勘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考释疑难、订正误说为主，对包括九经三传以及《国语》《大戴礼记》等儒学经典，进行了有根有据的考证。他们以声音通训诂，“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还力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叙》），灵活运用“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的方法，对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均有广泛的涉猎。该书内容丰富，不但充斥着对古书疑难字词的考释，还揭示了许多古籍的条例。

《经义述闻》稿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王引之生前已经刊刻多次：嘉庆二年（1797），初刊不分卷。嘉庆二十二年（1817），再刻于江西，十五卷。道光七年（1827）至十年（1830），重刊于京师，也就是现在通行的三十二卷本，以下简称家刻本。道光九年（1829），学海堂刊刻《皇清经解》本二十八卷，无《太岁考》及《通说》各二卷；及家刻本成，又增刻《通说》二卷，实为三十卷。

民国期间，上海 鸿章书局据文瑞楼石印《高邮王氏四种》。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文库丛书》本以及《国学基本丛书》本，均以家刻本为底本而重排。后上海中华书局将《经义述闻》列入《四部备要》丛书予以出版，也以家刻本为底本重排，而校以学海堂《皇清经解》本。198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据学海堂《皇清经解》本影印《经义述闻》，共二十八卷。1985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家刻本影印的《高邮王氏四种》本（2000年重印）。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廷龙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本，也是据家刻本影印。

总的来看，《经义述闻》的流传版本属于两大系统：一是道光七年王氏家刻本，一是道光九年《皇清经解》本。其他版本多由这两个本子进行影印或重排。家刻本从内容上看是足本，而且刻印清晰，错误较少。本次点校整理，即以王氏家刻本为底本，校以《皇清经解》本，并参核其他重排本。

本次点校整理采用底本式，凡校本误者不出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者则在校记中加以说明；凡论述中引用其他典籍之处尽量核实原文。王氏父子引书往往以意删节，甚至于为了文气贯通而改易所引文献的部分字词，为尊重《经义述闻》原貌，一律不改动原文；若有引文与传世文献差异较大的，则在校记中加以说明。书中所加引号为阅读方便而设，不表示传世文献原文如此，读者如有引用，请务必核对原文献。

本次整理使用新字形，文字处理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1. 古体字、不规范字和明显的版刻混用字、版刻误字等，一律改为通行繁体字。
2. 通假字一般保持不变。
3. 异体字一般改为通行正体字，但在特定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封号、徽号等专用名词和俗语中仍保留原样。
4. 避讳字改回本字，如“元黄”改回“玄黄”，“殷数”改回“殷历”等。
5. 凡文中被解释或被音注的涉及字形分析的异体或古体字，在同一条中一律保留。
6. 凡同一字的不同形体在前后文中并存时，在该条目中保留有关字形。

《经义述闻》以前有过其他学者的整理本，本次整理按照中华书局的有关要求，在标点和体例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相信它的整理出版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经学研究和校勘学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由于整理的难度较大，本人学识不足，精力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魏鹏飞

2020年7月